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脏活

为什么有些职业既不道德又不体面，还有人抢着做？当工作不再享有尊严，我们是否有退出的选择？在这本讲述职业与不平等的非虚构著作中，作者援引了“脏活”的概念，即社会中不可或缺但被视为肮脏、下作的工作，如屠宰场的移民劳工。这些人无权无势、朝不保夕，还会遭受羞辱与良心谴责。而公众宁愿被蒙在鼓里。本书描述了“看不见的工作”背后，资本如何与权力、技术共谋，塑造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，揭示了工作中隐藏道德成本的真相。

这种道德不平等的结果便是，污名、羞耻、创伤、道德伤害等集中在相对弱势的人群中。也许是因为无法评估量化，此类道德和情感负担几乎没有被纳入关于不平等的讨论中。然而，它们同样会危害和削弱人们的自我评价、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，以及保持尊严和自豪感的能力… 通常来说，责任落在了体制中最无权无势的人身上，这些“害群之马”在周期性的“丑闻”之后被挑出来，以平息众怒——而公众在此前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… 帮助人们从道德伤害中恢复的最有效方法便是将其公共化… 她面临的是一种私人清算，不得不独自与萦绕的记忆搏斗。缺席的是一个平行的公共清算，也即我在费城退伍军人医院看到的那种公共活动，人们聚集在一起，聆听退伍军人谈论他们在美国最近的战争中犯下的道德过错。然后观众发声，说出了所有干脏活的工人都应该听到的信息。“我们把你们送上了危险的道路” ”他们齐声高呼，“我们使你们陷入可能发生暴行的地方。我们与你们分担责任：对你们看到的一切，对你们所做的一切，以及对你们未能做到的一切。”

认为我们容忍的令人不安的情况根本无法改变，这一信念本身便会成为屈从的借口。这会助长埃弗里特·休斯在其法兰克福日记中描述的“消极民主人士”式的冷漠。这种屈从毫无根据，因为脏活像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一样，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法律政策、投资决策以及反映我们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其他集体选择的结果。这些选择也包括，是否承认脏活不仅危及无辜者和环境，还会对干这种活计的人造成巨大伤害。

“实际上，并没有多少人真的在编写代码来决定收集哪些个人数据。有太多的人只是在编写维护服务器的代码。他们在做的事可能产生直接的道德后果，但其中成百上千的人只是在做些打杂的工作，就像是管道工和清洁工。” “你知道，干杂活并没有错。”她继续说道，“对于你没有直接参与的工作，分散责任是很容易的… 制造坦克的工厂工人知道他们建造的产品将用于何处，码农却并非如此。“代码更具可塑性。在科技领域，你可以建造或设计一些东西，被告知它是为了甲目的，却很容易将其用邪恶的乙目的。” 这种可塑性使雇主能够让员工们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… 苹果公司与嘉能可之间至少隔着四层中间商，而雷诺公司与嘉能可之间存在六层关系。生产供应链中间商的错综复杂，使处于链条一端的公司很容易拒绝对另一端发生的事情负责。

即使有些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，成功也会催生一种优越感和特权感，使其更容易对批评视而不见。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许多投资银行家并没有感到被玷污和贬损，而是愤怒和抱怨，想到金融受到监管以及公众的谴责就气得不行。这种愤怒是政治哲学家迈克尔·桑德尔所谓“精英的傲慢”的一个例子，也就是精英阶层积累起来的自尊心膨胀。他们获得顶尖大学的法学、商学和工程学位，表面上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和努力，但实际上，这是“优绩制”(meritocracy)的前提。优绩制根据人们是否有能力进入令人垂涎的精英教育机构，将其划分为不同收入阶层和职业道路。桑德尔观察到，这一制度的一个后果是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尊严和自尊心… 一些人认为，“精英的傲慢”是没有理由的，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功人士往往来自有钱有势的家庭。然而，这种傲慢植根于成功的精英主义者准确感觉到的东西，那就是，即便是蔑视他们的人也羡慕和钦佩他们。

如此利润丰厚的行业果真失去了被社会接受的资格吗？其从业人员与帮手会因此蒙受多少污点和贬低？常识表明，不太可能，因为鲁莱特对金融业的分析明显缺少一个因素，而戈夫曼的研究也几乎没有涉及。这个因素就是权力。正如戈夫曼观察到的，污名是通过人际关系获得的，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刻板印象会导致个人感到被玷污和贬低。但正如学者布鲁斯·林克和乔·费兰所言，这些刻板印象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制造它们的人有多强大… 是权力，包括“控制教育、工作、住房和医疗等主要生活领域的享有”的权力，使污名具有重要的效力。反过来，权力的缺失使人们容易蒙受污名，“身份受损”阻碍了他们的生活机会。干脏活的人承受的道德和情感创伤，就像他们自己一样，是隐形的。人们不会注意到“隐性的伤害”。但抗击新冠疫情前线的医疗专业人员显然不是如此，他们的遭遇俨然成为举国上下关心的话题… 医疗专业人员能够获得此类话语平台，肯定与其社会地位不无干系。他们从事的工作被社会视为不可或缺，甚至是英勇的

六年后的1997年，克林顿政府出台了一个有利于屠宰行业的解决方案，即所谓“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”(HACCP)体系。这项方案旨在成为提高食品安全的分水岭式改革，但它却将权力移交给行业雇用的质量保证官员，并将联邦检查员的职责限缩为二级抽查。一些联邦检查员将HACCP戏称为“喝杯咖啡并祈祷”（二者的英文首字母相同）。后来又出现了HACCP的新版本，其缩写HIMP被人赋予了不同的解读：“把手伸进我的口袋”。联邦检查员人数减少后，公司开始向肉类喷洒过氧乙酸和氯等杀菌化学品。

也许，最重要的障碍源自我们内心。人类的心理过滤功能使我们无法认识到，自己赞同的事情有令人难堪的一面… “消极的民主人士表面上态度十分开明”，他们“除了若无其事的愉快对话之外，什么都不想做”。这些人的问题并不在于不知道周围正在发生不合理的事情，而在于他们缺乏休斯所说的“了解的意愿”。为了保持良心清白，他们宁愿被蒙在鼓里。

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当中，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，双手干净、良心清白，日益成为某种特权：能够将自己与干脏活的孤立之所隔离开来，将肮脏的细节留给他人… 与此同时，上级官员和默许干脏活者所作所为的“好人”，仍然可以全身而退，从容地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，并对被挑出来的替罪羊大加挞伐。